勇于担当者，必然敢于直面问题、从不回避责任。
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，需要勇于担当者的责任担当。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，始终从党肩负的历史使命出发，直击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，以深沉的历史忧患感和强烈的责任担当精神，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，并将其纳入“四个全面”战略布局，开创了党的建设新局面。
这一必将有力推进民族复兴伟业的生动实践，收获了丰硕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，并凝结在新修订出台的一系列党内法规制度中。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，既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，也是新的实践历程的开启。
《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》，就诞生于全面从严治党走向标本兼治的重要节点上。
全面从严治党、推进标本兼治，最根本的就在于各级领导干部要把管党治党的责任担当起来
——问责条例体现了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
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。
十八大后，面对如何加强党的建设的选择，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：“人民群众反对什么、痛恨什么，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打击。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，我们就必须坚定不移反对腐败。”
这就是担当！
三年多来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踏石留印、抓铁有痕；保持高压态势、坚决惩治腐败，壮士断腕、刮骨疗毒。主体责任、监督责任一齐发力，巡视监督、派驻监督同步推进，组织创新、制度建设步步深入…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，进而深化为全面从严治党，不敢腐的震慑作用充分发挥，不能腐、不想腐的效应初步显现，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。
以治标为主，为治本赢得了时间。
“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是反腐败治本之策”，“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”……对管党治党规律的探索，在丰富的实践中不断深入。
剖析执纪审查和巡视发现的问题表明，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背后都是组织涣散、纪律松弛。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，始终贯穿着管党治党、严明纪律的要求。他深刻指出，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；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；坚持纪严于法，纪在法前，实现纪法分开。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监督执纪“四种形态”等创新理念和举措相继提出，全面从严治党逐步迈入新境界。
始终坚持问题导向，管党治党的“手术刀”继续深入剖开一个又一个“病灶”——
组织涣散、纪律松弛现象背后，是党的领导弱化、党的建设缺失、全面从严治党不力，归其根本在于一些党的领导干部没有正确认识权力与责任的关系，把两者分离开来，甚至只想要权力、不愿担责任。一些党组织党内政治生活失去原则性和战斗性，好人主义盛行，搞一团和气、不愿得罪人，基本不开展批评，即使批评也是抽象空洞的，包装了再包装，致使批评失去了锋芒，成为无的放矢。
现实和实践充分证明，哪个地区或部门有坚持正确政治方向、勇于负责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，党的领导就坚强有力，就能联系实际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到实处。如果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不担当不负责，党的领导就无从体现，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势必问题丛生。
“忠诚、干净、担当”，习近平总书记对党员领导干部的要求，字字千钧。担当，惟有担当，才能更好地诠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。
有权必有责，有责要担当，失责必追究。对党员领导干部来说，在权力与责任的关系上，责任是第一位的；在义务与权利的关系上，义务在先。权力有多大，责任就有多大，担当就得有多大。全面从严治党、推进标本兼治，最根本的就在于各级领导干部要把管党治党的责任担当起来。
紧紧抓住落实主体责任这个“牛鼻子”，把权力与义务、责任与担当对应统一起来，强化问责成为十八届党中央管党治党、治国理政的鲜明特色，也是党的建设理念的丰富和发展。
问责条例应运而生。
条例以党章为根本遵循，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以全面从严治党为目标方向，问责之剑直指党的领导弱化，党的建设缺失，全面从严治党不力，维护党的纪律不力，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坚决、不扎实等方面的失职失责问题。
问责条例明确了与党的领导对应的政治责任，提出“权责对等”的要求，体现了十八大以来，对坚持党的领导、加强党的建设、全面从严治党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规律性认识，是管党治党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的结晶，将有力地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走向标本兼治。
责任传导不到位，管党治党没有真正严起来，是当前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
——问责条例是解决突出问题的现实需要
有这样一组数据:
今年1至6月，全国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有20159人，其中，省部级4人，地厅级290人，县处级1779人，乡科级18086人。
数据既是严格执纪的成果，也反映了存在的问题——
“四风”和腐败问题树倒根存，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仍未取得决定性胜利，“不敢”态势仍需强化巩固，“不能”、“不想”机制需要进一步发挥作用。
与此对应的是“上面九级风浪，下面纹丝不动”的现象，折射出从严治党责任没有传导下去，有的基层党组织没有真正“紧张”起来，一些党员干部仍然置身“事外”。
没有跟上形势任务的要求，责任传导不到位，从严治党没有真正严起来，这是当前全面从严治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。
没有问责就难有担当。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。
问责制度，就是落实管党治党责任的压力传导系统。
从十八大明确提出健全问责制度以来，问责实践创新取得丰富成果。截至今年5月底，全国已对4.5万余名党员领导干部进行了问责。特别是随着廉洁自律准则、党纪处分条例的修订出台，党内法规制度不断健全，党中央运用通报曝光、调整领导班子、组织处理、纪律处分等多种方式方法，创造了党的问责工作的新经验。
实践表明，问责就是全面从严治党的“撒手锏”，就是悬在党的领导干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。它解决的是管党治党建设党的根本性问题，必须制度化规范化。
现行党内法规中有100多部包含问责内容，但是，对事件、事故等行政问责规定多，没有突出坚持党的领导、紧扣全面从严治党，没有准确界定责任概念，没有体现权责对等，问责主体不明确，事项过于原则、方式不统一等。这些问题表明，问责制度已滞后于实践发展，迫切需要整合规范，形成一部基础性党内法规。
问责条例顺势而生。
它的出台既是解决突出问题的现实需要，也是总结实践经验的必然要求，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标本兼治的一次重要制度创新。
条例聚焦全面从严治党、突出政治责任，直指压力层层递减、落实责任上紧下松这个现阶段突出问题。一方面，把问责责任压给各级党组织，既包括党委（党组）、纪委（纪检组），也包括组织、宣传、统战、政法等工作部门，体现了细化落实责任、层层传导压力的鲜明态度；另一方面，突出“关键少数”的领导责任，尤其是一把手这个“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”，体现了权责对等，有利于督促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把责任担当起来。
制定条例的过程，就是统一思想认识、释放失责必问强烈信号的过程，目的就是告诫和警示全党，党中央对问责是动真格的，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必须警醒起来，履好职尽好责，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，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。
以担当精神发挥制度生命力，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、自我完善、自我革新、自我提高
——问责条例将推动党内法规制度发挥治本作用
作风问题也好、腐败现象也罢，为什么抓一抓就好转，松一松就反弹，树倒病根在、治标难治本，归根结底就是没有效建立起一套管长久、管普遍的法规制度来。铲除不良作风和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，根本上要靠严明党的纪律，扎牢织密法规制度的笼子。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党中央总结实践和理论创新成果，及时上升和固化为制度，不断扎紧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笼子。问责条例与廉洁自律准则、党纪处分条例等一系列党内法规一起，形成以党章为遵循、以责任为导向的“制度群”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呈现制度化、规范化、常态化的良好势头。
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，执行制度最终靠人。
党的领导干部的责任担当，无疑是制度发挥作用的动力源。
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，要健全问责机制，坚持有责必问、问责必严，把监督检查、目标考核、责任追究有机结合起来，形成法规制度执行强大推动力。
制定问责条例，就是要把利剑高悬起来，通过严肃追究主体责任、监督责任、领导责任，让党内法规制度释放动力、充分发挥治本作用。
正因为其在党内法规体系中的独特作用，问责条例删繁就简，不设章节，简明实用，注重与其他党内法规制度的衔接。它从目前100多部有问责内容的规定中，高度归纳、整合、提炼出有关“党的建设”和“党的事业”两方面内容，但并不替代这些法规。比如，对行政问责事项不作规定，对引咎辞职、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等已有明确规定的方式和程序不再重复规定；不套用问责启动、调查等法律性流程，而是突出谁来问、问什么、怎么问。
当然，问责条例本身也面临着执行问题。能否充分发挥这一利器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重要作用，拷问的仍然是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担当精神。
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，就要在思想上使党员领导干部牢固树立“四个意识”，自觉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担当精神看齐，向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看齐。对山西塌方式腐败、湖南衡阳破坏选举案、四川南充拉票贿选案以及河南新乡市委、市纪委主要负责同志落实“两个责任”不力的问题严肃问责，党中央释放出有责必问、问责必严的强烈信号，为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履责担当树立了标杆。所有问责主体都要把自己摆进去，以身作则、以上率下，以眼里不揉沙子的认真劲儿，较真碰硬，用担当的行动诠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。
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，还要不断推动组织和制度创新，使责任担当成为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必备的素质和能力，成为我们党不断实现自我净化、自我完善、自我革新、自我提高的动力源泉。（石艳红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