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前，随着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反腐败深度推进，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，群众满意度不断攀升。但新华社记者在多地调研发现，干部庸政懒政有了新特点，部分干部满足于当“和事佬”、做“太平官”，被称为是占着位子、顶着帽子、混着日子、摆着样子的“木偶官”。

　　基层将这些干部称为“四类干部”，即认为“办法总比困难多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拖”的“推手式”干部；只做样子刷存在感，撸起袖子不干活的“摆拍式”干部；决策推给上级，责任推给下级的“二传手”干部；规避风险，坐等安享人生的“等上岸”干部。

　　“四类干部”的存在，严重败坏地方党风政风，也消解了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激情。人民群众对这种人浮于事、推诿扯皮之风，更是深恶痛绝。

　　发现“病情”，必须追查“病因”。“四类干部”的出现，既有干部自身存在的内源性原因，也有外源性原因。就内因而言，一方面是这些干部“失了初心”，缺了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，责任意识淡薄，对待工作、权力、群众的态度出现偏离；另一方面则是一些干部素质提升没有与时俱进，他们的能力水平和学识修养不足，导致“本领恐慌”，不会作为。

　　就外因而言，是受到干事创业环境变化和体制机制限制的影响所致。十八大以来，全面从严治党成为新常态，纪律的绳子越勒越紧、制度的笼子越扎越密。一部分干部将守规矩与干事创业对立起来，认为“干事未必有好处，犯错必定没前途”，出现了庸政懒政的倾向。同时，受限于单位职数、层级、性质等因素，一些基层干部遭遇“天花板”，交流、升迁通道极为狭窄。有基层干部直言，无经济上的激励，又少职位上的出路，自己难有“能动性履职”的动力。

　　找准出现“四类干部”的“病因”，就要对症“下药”。2018年8月，中共中央印发了新修订的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，这是党中央再次向全党划出新的纪律“底线”。其中，《条例》第九章第116条中明确指出，对“庸懒无为，效率低下，造成不良影响的”要给予党纪处分，具有强烈现实针对性。

　　知者行之始，“广而告知”是“大行于世”的前提。因此，各地在加强对干部宗旨意识、责任意识教育和能力素质培养基础上，尤其要注重引导他们增强法纪观念，通过系统学习党纪法规，使其“知规矩、明底线”，让庸政懒政干部心存敬畏。

　　有规在先，不搞不教而诛，但也勿谓言之不预。有关部门要在党内监督、行政监督方面，通过建立严格的惩戒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，有效落实对庸政懒政干部的问责。

　　庸政懒政“病”在“四类干部”之身，治理却须从提升制度激励效能上着力。对于包括“四类干部”在内的干部群体，要坚持“严管和厚爱结合、激励和约束并重”的原则，通过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，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，让想为者有舞台、有为者有位置、不为者让位置。

　　具体而言，一要进一步探索改革公务员薪酬制度，规范各类福利待遇，完善物质激励机制，让广大干部安心、安身、安业；二是更加积极探索公职人员分类管理改革，推进职务职级并行制度，拓展干部职业发展通道，以此调动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。（新华社记者　陈文广）